实现美好生活必须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学习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

  作者：

  周敏晖，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

  党政研究 2022,(06),81-89+127

  摘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城市社区共同体有助于形成温暖和谐的家园氛围，增进共识、化解矛盾，为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助于居民守望相助，在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感受到美好生活。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还面临着一些困境：社区主体利益多元化，社区参与不足，居民价值观念多样性，城市社区的组织黏性较弱等。新时代要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畅通社区参与渠道，培育社区家园文化。

  关键词：习近平；社区治理；美好生活；城市社区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带来了“个体化”发展并加剧了社会流动，社会成员不再在共同的“单位组织”里生产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邻里团结”“守望相助”的城市社区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缺失制约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不仅是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城市社区治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要求。细致梳理并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探寻新时代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面临的困境及其路径，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道路的重要指南。

  一、城市社区共同体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在陌生的城市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个体化时代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风险化社会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而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则有助于形成温暖和谐的家园氛围，增进共识、化解矛盾，为美好生活提供外部环境；有助于居民守望相助，从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中感受到美好生活。因此，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一）城市社区共同体有助于形成温暖和谐的家园氛围

  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对于联结社会和凝聚社会力量，在全社会形成温暖和谐的家园氛围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１月27日，习近平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调研的时候指出：“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社区是由千千万万户家庭组成，每一户家庭都渴望幸福与安宁，而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则直接与其所居住的社区紧密相关。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可以说，构建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基石。正如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所谈到的，“构建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层就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的社区何以构建，这就需要构建社区共同体，对于利益多元且复杂的城市社区尤其如此。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可以让城市居民感受到社区的温度，感受到社区大家庭对每一户居民家庭的关爱和呵护，如此一来，便能让居民自觉而主动地营造和维护自己的社区家园。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过程，便是居民追求美好生活得以实现的过程。也只有构建好了城市社区共同体，才能让全体社会成员感受到生活在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园氛围之中。

  （二）城市社区共同体有助于增进共识、化解矛盾，为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满足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都要在社区层面得以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的城市健康管理理念，增强社会治理总体效能。”可见，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基石，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对于增进共识、化解矛盾、增强社区凝聚力具有促进作用。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不仅是在空间维度上实现居民的聚合，还要在功能维度上实现居民的利益整合，进而实现居民之间的情感融合。有学者认为，城市社区从生活共同体向治理共同体推进，其综合功能得到不断强化。因此，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有助于增进共识、化解矛盾，为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三）城市社区共同体有助于居民守望相助，在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感受到美好生活

  习近平指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以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价值依归。比如，习近平多次强调：“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等。可以说，习近平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社区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对城市居民休闲健身活动场所的关心、对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的牵挂以及垃圾分类政策的督促实施，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居住更舒适、生活更美好。值得一提的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仅基层政府、居委会在积极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奔走，更有大量的社区居民群众迅速团结起来，自发组织起各种志愿者团队，并且坚信只要全体居民团结一心，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都有战胜的决心和勇气。现居民的这种安全感还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因此，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有助于促进风险社会中个体的风险抵御能力，居民守望相助，从安全感中感受到美好生活。

  二、新时代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面临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得到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新时代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带来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社区治理主体利益多元化，社区参与不足，居民价值观念多样性以及城市社区的组织黏性较弱等，成为构建新时代城市社区共同体面临的现实困境。（一）社区主体利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总体性社会”开始向各个领域分化和转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力量被激活，出现了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依托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以实现社区自治共治。然而，多元社区治理主体所追求的利益各有不同，较难达成社区治理共识，因而制约了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社区各个组织的利益诉求多元化。城市社区居委会是“国家权力”和“居民利益”的双重代表，它既是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自治组织”，又是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的“半行政性组织”，这导致其在代表居民利益方面存在“二重性”。物业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引入到社区，为居民提供物业服务，其遵循市场逻辑，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业委会则代表和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诉求多元且复杂的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作为专业服务机构，既要满足市场需求，也要兼顾社会公益。因此，当关涉到社区公共利益之时，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难以达成利益共识，则不可能构建起城市社区共同体。另一方面，居民的利益诉求多样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房产制度的改革，现代社区呈现出房屋类型多样化、居民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等特征。有学者提出，当前城市社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房屋，即房改房、拆迁房和商品房。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在年龄、职业、文化、学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并对社区治理持有不同的态度。商品房居民更关注个人的私人事务和个人信息的私密性，邻里之间的互动交往较少。而房改房、拆迁房的居民多为老年人，喜欢与熟悉的邻里为伴，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和精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更为关注小区的绿化、公共安全、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大小等。可见，多元社区的居民利益诉求多样化，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难以达成利益共识，因而不利于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

  （二）社区参与不足

  社区参与是“共同体”意识的表现，是居民发挥社区主人翁精神和建设和谐家园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指出：“要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然而，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和社区参与效果不佳，阻碍了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主要原因有：第一，居民忙于个人的私人事务，无暇无精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期，“原子化”居民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和职业发展压力，他们主要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谋生和个人职业发展晋升方面，因此，大部分居民的社区参与愿望较少，由此也减少了居民之间的联系和情感交流。第二，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阻隔了居民之间的交往。城市社区处于封闭的空间状态，居民之间缺乏人格化的社会交往。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电视、电游等电子设备的广泛运用，为居民们提供了丰富、多样和新鲜的娱乐方式，因此部分居民热衷于“宅”在家里，邻里互动逐渐减少，邻里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下降，社区参与水平低下，这显然不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第三，社区参与渠道不畅通。随着居民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关涉到居民个体切身利益之时，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和热情在不断地提高。然而，由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经验不足，部分城市社区尚未给居民和其他社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参与的平台、机会和制度，因此导致社区活力得不到激活，社区治理主体之间也就难以形成一种平等、互信的关系，这不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三）居民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形成统一的社区共识是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复杂化多样性特征。然而，居民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具体来说，可以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元思想”的传播。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大量的国外多元思想和文化传播到中国，尤其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被中国广大民众接受。然而，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以主张个人无限度的自由，主张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并且逐步发展成为极端的自由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这显然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因而不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

  第二，互联网的兴起助推了居民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一方面，网络技术给居民提供一个线上表达言论的渠道，居民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在网络发表各种言论和观点。然而，由于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成本和代价较低，导致部分居民罔顾道德和法律，在网上发表一些不实言论，影响了居民对信息的正确认知。另一方面，互联网提高了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多元思想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阻碍了社区形成统一的价值共识。缺乏价值共识，不仅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也不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

  第三，部分居民道德素养有待提升。虽然很多城市社区制定了《社区公约》和《居民守则》，但往往被束之高阁或者成为一纸空文，部分居民对其熟视无睹或者不以为然。甚至个别道德素养低下的居民在社区公共领域依然我行我素，不遵守社区公约，罔顾其他居民的公共利益，影响到其他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可以说，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中，是无法孕育出一个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

  （四）城市社区的组织黏性较弱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会。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导致了传统共同体的瓦解，从而走向现代社会。在现代化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主要体现在对“原子化”个体的管理。这是因为单位制的解体，意味着社会个体逐渐从稳固的组织中分离出来，因此，居民对城市社区的组织黏性较弱。

  一方面，城市社区缺乏居民共同的生产场域。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由“单位组织”建立起来的铁板一块的中国总体性社会逐步分化和瓦解，单位制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个体下岗失业，离开单位，失去了固定的工作场所。城市社区作为一种新的组织载体来承接单位制解体之后的公民个体，但是社区不具有生产的经济职能，它主要是为居民提供生活场所。同时，城市社区主要是基于管理职能而进行社区治理，由此尚未与居民建立一种温情的、稳固的情感纽带。因此，居民对城市社区的组织黏性较弱。

  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活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这为居民去市场寻求生产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居民由此在市场领域产生了新的社会纽带，这种新的社会纽带会随着居民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弱化甚至出现断裂。同时，脱离了“组织”的个体意味着脱离了组织的约束，只会专注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这就出现了单位制时代的“纪律人”“道德人”到市场经济时期变成了“市场人”“自私人”。由此可见，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了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没有稳固的情感纽带，因此，居民对城市社区的依赖性较低，从而不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

  三、新时代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将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贯穿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来说，新时代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主要有以下几个路径：

  （一）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202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可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政治保障。

  第一，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习近平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要推动党组织向基层延伸，把基层的工作做好，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动态的工程，涉及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的利益诉求，所以，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整合社区资源，将党的领导贯彻到社区治理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切实解决好、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利益。

  第二，要选好配强社区党组织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指出：“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城市社区支部书记是社区治理的“舵手”，选好社区支部书记，配强支部队伍，打造一支经得起考验、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团队”，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社区的关键所在。因此，选好配强社区支部领导班子是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力和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力量支撑。

  第三，要充分发挥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指出：“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居民群众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由此可见，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需要社区党组织和广大社区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充分发挥作用，将党的领导深植于基层社区，将党的执政理念落实于社区治理实践中。如此，城市社区共同体则能在党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的过程得以构建。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明确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价值取向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生动体现。２０１９年，习近平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指明了新时代城市建设的前进方向。因此，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要以“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依归。一方面，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社区事务由居民作主，要充分发挥居民在社区的主人翁地位，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因此，要转变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逻辑，调动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从而实现社区的自治和共治。

  另一方面，紧抓民生，为居民办实事，让人民群众真正地感受到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习近平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十二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因此，一要提升城市社区生活品质与生态质量。二要加强社区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服务。三要切实解决居民的现实需求。习近平强调：“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可以说，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实则是在解决居民一件一件具体事情的过程中而得以实现的。

  （三）畅通社区参与渠道，为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提供不竭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只有从人民群众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社区治理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为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提供不竭的动力。第一，激发居民的活力。居民参与是将社区治理成本内部化，有效分担正式治理压力和增加社区治理回应能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社区是每一个居民的家园。社区事务具体且繁琐，很多社区事务通过居民自治即可得到解决。同时，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不仅解决了社区的具体问题，还提高了其参与的热情和能力，进而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第二，激发社区团队的活力。习近平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通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这种普适性的制度安排，可以为社区治理提供第一推动力，而社区内部动力则成为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关键动力。在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过程中，社区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市江川路街道通过挖掘和培育各种类型的社区团队，不仅建立起居民之间横向的“趣缘”联系，还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切实解决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和矛盾，将社区建设成为自己的家园，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第三，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可见，社区治理除了依靠居民、社区团队之外，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都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比如在“为老服务”“旧房改造”和“美丽家园建设”等改善民生的重大项目中，从项目制定、执行到验收的整个过程，社会组织提供了专业而细致的服务。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出市场主体参与社区的共建共治，为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培育社区家园文化，为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提供情感支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因此，社区文化便构成了社区公共治理的支撑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营造健康、积极、和谐的社区家园文化是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土壤。

  第一，城市社区要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习近平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当前，我国正在倡导建设“全民健康”社会，而“全民健康”不仅仅包括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等方面。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城市社区作为其基础单元，可以邀请社区心理咨询中心的专业人员，给居民进行心理健康知识方面的讲座或者培训，推动居民个体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为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提供良好的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

  第二，城市社区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和实施符合本社区实际的行为规范。随着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均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部分城市社区已经制定和实施了《社区公约》《居民守则》《楼道自治公约》等居民行为准则，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上海市大型居住保障房基地之一的Ｃ社区，社区居民形成楼道自治公约，每个楼道都有自治团队，邻里守望相助。这一做法不仅推进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转，也是凝聚社区共识和孕育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成功案例。

  第三，城市社区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习近平指出：“只要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好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想基础。”因此，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于社区治理全过程和各个环节，让居民们于润物细无声之处，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和文明习惯。此外，习近平还强调：“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远亲不如近邻”“君子和而不同”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至今仍然在解决邻里矛盾纠纷、调节邻里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和家庭家教家风对于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和调节作用。

  四、结语

  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复杂的、动态的过程。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温暖和谐的家园氛围，增进共识，化解矛盾，为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助于居民守望相助，在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中感受美好生活。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因此，实现美好生活的蓝图已经绘就，在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畅通社区参与渠道，培育社区家园文化，不断推进城市社区共同体建设，朝着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稳步迈进。我们要充分认识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与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追求，而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又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和载体。这就是说，城市社区治理以构建社区共同体为手段和方法，以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为追求目标。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与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目标的达成，则汇聚为城市社区的善治。同时，我们还要充分认识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在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城市社区，其成员的共同体意识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区成员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因而，养成社区成员的共同体意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一环。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促成社区成员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将是社区治理走向善治的一项前提性工作。